王国贤，1973年出生，重庆忠县人，1997年四川师范学院毕业，先后任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教师、校长助理、副校长，曾到崇州市梓潼中学支教任校长，2008年6月起到甘孜州白玉县中学支教三年，任该校校长。
采访手记
（2010年1月28日成都）
采访这个“小个子校长”我等了半年，是一个同事说起这人。因为他在白玉的雪域高原支教，每年只回来一次，于是就只有等待。
今年37岁的王国贤身高1.62米，貌不惊人，有点瘦小的身躯却让人生出一些敬意。在对这个小伙子短暂的采访中，我仿佛听得到他生命拔节的声音，他的激情与梦想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熊熊燃烧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因为我喜欢藏民族，喜欢大山的缘故。
甘孜州白玉县古为白狼国夷地，白玉系藏语译音，白即吉祥盛德，玉是地域或地方，所以白玉系吉祥盛德之地。但在白玉支教，绝不会有吉祥圣德的诗意和传说中的浪漫！
我看了学校的一组照片，前年11月，零下十几度，一些孩子还穿着单衣单鞋，而且只有一套衣服，没有换洗的。老师实在看不下去，大太阳天把孩子衣服洗了，等着衣服晾干，这时孩子们就光着屁股。去年学校通过网络在各省捐来3000件棉衣裤，王国贤不再为孩子的冬天发愁了。
还有一张照片，漫山遍野的牦牛，漫山遍野放牦牛的孩子。每年5月，挖虫草季节，白玉的大山里都是这样。去年王国贤通过区乡干部请回了180名放牦牛的孩子，在县中学里办起了小学。他说，不能让这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这些孩子刚来学校的时候，晚上洗了脚，仍然光着脚丫在寝室里跑来跑去。老师教他们，通过孩子去影响他的家庭。王国贤说，孩子就是文明的传播者，和我们支教是一个意义。
采访中王国贤几度哽咽，他最感伤的是对妻子儿子的牵挂。人们都会说，到大山支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但对王国贤而言，其中的冷暖只有他自知。
对话
我更愿意把教育看作一种行善
支教白玉
没有诗意和浪漫
本报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你在崇州支教两年，怎么又到白玉县支教？
王国贤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：在崇州支教短了点，我自己定位的支教不是这样走马观花的，感觉意犹未尽。因为遇到“5·12”大地震，崇州支教提前结束，正好武侯区选派人去白玉县支教，我就申请了。
记：这次又要走三年，你爱人咋想呢？
王：她极力反对，她说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福，没有责任要做那么大的牺牲。她在“5·12”地震前摔成了轻微脑震荡，大地震我没在她身边。一个月后我和她商量，她当时就哭了。她说宁可我们在一起天天吵架，也不愿你离开。我知道她非常不容易，小孩不到六岁，双方父母年纪都很大，我这一走纯粹是撒手不管了。在崇州还可以每周回来一次，到了白玉，只能一年回来一次。我甚至有过后怕，万一他们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赎一辈子的罪。
记：那你还是义无反顾，要去？
王：咋说呢，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，要干轰轰烈烈的事情是不可能的，说白了，就是想干点有意义的到老了值得回忆的事情。我也非常羡慕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平平顺顺的，我只不过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。
记：你摆摆到白玉的情况。
王：从成都出发，走了三天三夜，刚好1000公里，从青山绿水，经过千山万水，到了一处穷山恶水。翻过康定后就是大山，要翻折多山、卓达拉山、昌台山，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。坐了三天三夜的车，居然还没有出川。翻越高山峡谷非常险，卓达拉山海拔接近5000米，终年积雪，白玉一个朋友说，他的一个同事在翻卓达拉山的时候很兴奋，想下去看看，体会一下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从车子上走下去就倒下了，再也没起来了。不过一路风光很好，我给妻子发短信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眼睛上了天堂，身体下了地狱。
记：到了白玉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王：失望、失落，没想到这么差。白玉县城非常小，当不到簇桥的一条街，整个白玉县一万多平方公里，人口4万多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4人。所以去了后还面临一个重新燃起希望的问题，要进入角色，就要真正热爱这片土地，没有这种情感，3年支教就太漫长了。
记：白玉是四川最偏远的县，离西藏只有几公里？
王：隔一条金沙江，江那边就是西藏的贡觉。朋友打电话来说，你安逸嘛，周一到周五在四川上班，周末就到西藏度假。但到白玉一年半了，我在白玉的活动半径没有超过两公里，根本没有时间。内心也想去耍，贡觉那边也有风景区、保护区，但到了周末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，太疲倦了。
记：刚去时有没有高原反应？
王：白玉县城海拔3000多米，当时明显两个反应，一是稍微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，二是一进入10月份，干燥寒冷，我嘴唇干裂，吃饭都很恼火。当地老师有的几十年了，到了冬天还要流鼻血。我去白玉前，自我感觉身体还可以，现在回来明显感觉没有过去精力旺盛了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我已算是比较幸福的了，我在那里毕竟只工作3年，当地老师是在那里工作一辈子。
记：到了学校，你第一天干了什么？
王：看了几个数据。第一看学生的考试成绩，平均分仅10多分，及格率不到10%。第二，白玉中学是白玉县最高学府，只有初中，近17年来经历了10任校长，学校管理不规范，教学楼是2007年建成的，我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好的电源开关，有的电源线是裸露的。第三是教师教学行为随意，上课可以不带教案，学校老师一学期请事假200多节课，病假达700多节课。
记：你是带着激情来支教，但在白玉不会有那种诗意和传说的浪漫。
王：是，要改变学校，确实需要明确的办学思想和系统的管理思路，所以我把自己的支教定位于可持续的支教。
记：什么意思呢？
王：就是要达到目的才走，目的就是管理规范，培养教师，改善学校形象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给学校一个好的基础，不管后面谁来当校长，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下去，学校就会有大的变化。
最好的教育
就是一种感染
记：大城市的校长来了，老师接受你吗？
王：开始不接受，他们也在观望，因为这个校长可能是来镀金的，一年就走人。所以在教职工大会上我讲了两句话：我来是做主人，不是做过客。第二句话，我唯一的优势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校长，是从教育一线成长起来的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我肯定会站在学校发展的角度，站在你的发展和为了孩子的角度，我会毫不客气提出来。上任后第一天起，我就抬凳子进教室听课，听完后跟老师面对面交流。
记：你讲一个例子。
王：初三的一堂数学课，老师讲625的平方减500的平方，这是有公式的，但老师就教学生硬算。我真有点坐不住了，但要给老师留面子。他算了3分钟。用数学公式十几秒就算出来了。我一讲老师恍然大悟，根源在于老师没有去关注学生，关注自己的教法，我这样一说老师接受了。老师接受我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我不是居高临下，也不是凭空给老师讲一些教育理念，而是在教学过程中跟他们平等交流。
记：现在学校有什么变化？
王：我非常重视跟老师在正式场合的沟通，每次开会都认真准备，老师们也专心听。过去开会，相当于农村的社员大会，大家摆龙门阵，后来我发现变了，老师开会积极了，星期一下了课直接进入会场，而且往前面坐，感觉现在开会是一种享受，信息量大，能够收获很多。我们的会既是工作布置，又是一种培训，我讲一些案例、故事，打开教师的视野，老师变得有追求有想法了。当老师有想法的时候，校长的管理就上路了。
记：我觉得最好的教育，就是一种感染。
王：对，我给自己的定位，是管理者，但更多的是一个影响者、传播者、感染者，然后是促进者。比如要成为一个影响者，作为校长，可能比教师更敬业，更勤奋，更辛苦，所以我天天把自己关在学校，推掉很多应酬，办公室冬天很冷，我咬紧牙关坐在办公室里，哪怕坐成一座冰雕。
记：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或火炉子？
王：什么都没有，条件也不允许。
记：气温下到零度是几月份？
王：10月份一过，进办公室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，到3月份以后才上零度，一年大半年时间处于冬季。我给老师传达的是校长跟你们一样在吃苦。过去一到冬天，老师不愿坐办公室，后来慢慢坐进办公室了，备教案，改作业，实在太冷了，老师就提张板凳坐在太阳底下坚持备课。第二还要关心老师，去年“三八”节，是星期六，我带着礼品和慰问金到每个老师的家里去坐坐，特别是到藏族老师家中喝酥油茶，吃糌粑，他们非常感动。去年教师节我们给老师铺红地毯，表彰22名教师，他们说没过过这么隆重的教师节。尽管条件艰苦，老师们更在乎的是荣誉。
藏族小女孩
阿西的故事
记：我想听听学生的故事。
王：讲一个孤儿阿西的故事，初二的学生，因为营养不足养成一个怪癖，吃黄泥巴。2008年寒假，老师都离开了学校，12月20日阿西病了，阿西的病很怪。她从床上摔下来，送县医院输液，输了六七天液仍然四肢失控，后来县医院无法医治。外出就医有两个问题，一是医疗费问题，二是谁来护理？我找到校医唐老师，当时她很犹豫，她清楚当地的习惯，如果孩子出事会有几十个亲戚来找学校和老师。我几次去找她，她80岁的母亲不同意。唐老师说：妈，我们校长是汉族校长，为了我们藏族的孩子。你天天念经，念经是为了啥？她母亲最后同意了。12月30日我们把阿西送到康定，唐老师把小女儿一起带来护理阿西。送到康定也治不了，最后送到成都华西医院，查出是躯体转化症，另外胆囊上的包囊虫已经8厘米了。
记：治了好长时间？
王：一个多月。这孩子过去是麻木的，对外界是惊恐的，在病床上我们看到她两个变化，一是她眼中噙满了泪水，二是伤口还没愈合，她坚持要坐起来看书，写日记。有一个爱心人士给她100元钱，她把这100块钱一直捏在手里面，翻来覆去看。后来阿西整个人发生了改变，去年“六一”，学校搞了一场演出，我们都没想到阿西要求上台唱歌，她唱了《爱的奉献》，而且还准备了哈达。
记：娃娃好乖哦。
王：过去她是满头黄发，骨瘦如柴，通过这场病，阿西懂得了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温暖，人生改变了。阿西的故事也拉近了师生关系。去年10月抗甲流感，老师把家里的孩子放在一边，24小时守候学校，小学部一个老师晚上查夜发现有学生发烧，老师自己筋疲力尽靠在椅子上，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输液。
灵魂回故乡
大爱之后的大善
记：阿西的故事很感人，我看你哭了，在白玉支教一年半，你哭过没有？
王：经常流泪。我是校长、老师，也是丈夫、父亲，在白玉每一天我都牵挂家里的妻子和孩子。去年放暑假我给儿子讲，7月15号我可以回家了。儿子很高兴，在家里做了一个爸爸回家倒计时牌，天天翻，但25号我还没有回来，让孩子失望了。我28号才从白玉动身。回家那晚，儿子把我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家，他把客厅灯关掉，从房间里端了一个盒子，盒子里装了一个蛋糕，上面3支蜡烛。盒子里一封信歪歪斜斜写着：“爸爸，你辛苦了，我们全家人欢迎你回家！”看到这几个字，我掉眼泪了。
记：儿子盼你盼得太苦了。
王：是，我欠儿子太多了，所以这次寒假回家，没有告诉他，就怕他盼望。还有妻子，去年12月9号我的生日，她发了几个短信：“寂寞的相思、寂寞的守候、寂寞的发信、寂寞的等待！”“今天翻看我们的相片，失落中有更多的幸福与祝愿。”我要把这些短信保留到支教结束，这就是一种动力。
记：到白玉支教一年半了，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王：刚才说到白玉是眼睛上天堂，身体下地狱，我还有一句：灵魂回故乡。我出生在川东的大山里，知道山里人最渴望的是走出大山。有人说你从白玉回来要怎么样，我说这对我不重要，我看重的是这份经历，这种经历使我对教育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，教育不光是传播文明，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一种行善，它是大爱之后的大善。当地的孩子太需要教育了，白玉县宁愿不要武侯区几百万元的项目，也要引进教师和校长，培养一名学生，就是成就一个人生，改变一个家庭；办好一所学校，改变一个地区，造福当地百姓。我希望更多的人到大山里来支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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